作者：北境刀客

来源：卢克文工作室（ID：lukewen）

01

加茂村

石井四郎离开哈尔滨的那个夜晚，天空是红色的。

基地的大火映照着匆忙撤离的人影，今晚过后，这里发生的一切谁都不准再提起。所有知情的人，要么守口如瓶，要么就必须死。

石井四郎年出生在日本关东一个叫加茂的小村，他是家里的老四，上面还有三个哥哥。村里姓石井的人不少，唯独他家是华族（大地主），父亲石井桂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山林田产，带着村民们做生意发了财。石井四郎12岁那年，他的父亲过完60大寿，盘算着等大儿子参军回来就接管家业，自己退休养老。

石井四郎家族

不过没多久，却收到了大儿子的死讯。

年，日本因为辽东半岛的特权归属问题，和俄国谈判破裂，双方开打，史称日俄战争（两个列强打仗，战场却在中国，这是我们的耻辱）。开战伊始，俄国海军在黄海被重创，指挥海战的日本海军东乡平八郎成为民族英雄，海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也大幅攀升。

战场继续来到了旅顺。

日军的指挥官乃木希典也算是老兵了，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他就参与攻击旅顺要塞，当时只花了一天时间。而他不知道的是，俄国在辽东半岛经营的这8年间，已经用20万个水泥桶和大量的地雷、铁丝网把旅顺要塞加固成了现代化堡垒。

俄军静静地守在混凝土要塞里，不怕死就来吧。

成千上万的日军士兵成了活靶子，尸体堆积如山，多得来不及掩埋，臭气熏天。

但乃木希典依然故我，继续指挥日军踩着尸体疯狂冲锋。

石井四郎的大哥就是死在冲锋中，一起战死的还有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

大哥的死讯让石井四郎深受打击，他回想起大哥一身戎装、光荣出征的身影，深深体会到了炮灰的含义。老大没了，石井家需要重新考虑今后的传袭。老二和老三都不是干大事的料，老四石井四郎渐渐成了全家的希望。他的母亲千代则希望小儿子走医学这条路。

听话的石井四郎高中毕业后复习了三年，考进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

京都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日本京都大学，是为了与东京帝国大学竞争而在年创办的，用的还是甲午战争得来的赔款（拿了钱办教育，不得不说日本的确有开明之士）。这两所大学在日本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咱们的北大与清华。

复习三年考进北大清华，也不亏。

在当时的日本，毕业后直接当医生很可能是籍籍无名的，要想往上爬，就要看准形势，把个人的奋斗和国运捆绑在一起。日本的国运，就是军国主义下的对外扩张，时刻为战争做准备。

这个时候的日本是大正时期，大正天皇因为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精神一直不太正常，暴躁激动，而且动不动就拿鞭子抽人（脑子有病+娇生惯养），皇权只是有名无实，所以明面上虽然是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军国主义在盛行，只不过还没有完全的国家化。

所以学医要出名，就必须当军医。

医学院毕业后的石井四郎又考进了陆军军医学校，成为二等军医石井四郎中尉。这个军医学校有多难考呢？两大名校的毕业生每年也就只有四五个合格的，所以能来到这里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

石井四郎

在这个尖子云集的学校里，石井四郎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02

军校

小泉亲彦是学校卫生学教研室的主任，这个带着圆眼镜的胖子，看起来憨憨的人畜无害，但他其实是一个化学武器的爱好者。年德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了液氯，第二年小泉亲彦就开始在自己的研究室试验毒气，但初始阶段太业余，防护措施不到位，自己险些被毒死，休息了50多天才缓过来。之后他又出差欧洲和美国，考察在毒气研究方面处在第一梯队的各国军事卫生状态，下决心要回国发展日本自己的化学武器事业。后来成功说服陆军部建立了陆军科学研究所，单独设立了化学武器部门。

解释一下，日本在军国主义时期实行的是军政军令二元制。陆军方面，军政统率机关是陆军省，最高军政首脑是陆军大臣（陆相）；陆军军令指挥机关是陆军参谋本部，最高指挥官是陆军参谋总长。一旦爆发战争，陆军参谋本部改称大本营陆军部，发布的命令叫做大本营陆军部命令（简称大陆令）。简单来说，陆军省只能管理一下军队内部的杂事，涉及战争的重要决策，都是陆军部来制定。

石井四郎听到小泉亲彦这个绝命毒师的故事后，心中十分敬佩。只恨自己还太年轻，无法像老师一样以身试险、为国造毒。这两个人对于化学武器的热爱，使他们从师生变成了知己，小泉亲彦也为石井四郎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毕竟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石井四郎又被派回京都帝国大学读研究生。这种派遣在当时的日本叫“国内留学”，谁被选中，就意味着步入了精英通道。这次他的研究方向是细菌学，导师兼教官是清野谦次。清野谦次也是石井四郎团队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死后石井四郎还给他守了一天的灵。

读研期间，石井四郎这个尖子中的尖子中的精英，还成功把京都帝国大学的校长女儿娶到了手。他有一个先天的优势——身高超过一米八（在日本人里绝对显眼），另外就是口才好。高大的单身小伙、京都帝国大学的嫡系博士，还是地主阶级出身，校长荒木寅三郎对这个贤婿很满意。

年，国际微生物界发生了一件大事，38国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日内瓦协议》，之所以有这个提议，不只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造成的伤亡，更重要的是用这个协议来阻止德国研制细菌武器（其实称作生物武器更妥，我们在本文中沿用史料记载，依旧写作细菌武器）。毕竟德国的微生物研究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年第一个发现细菌的科赫，就是德国人。

所以这个协议的主体思想就是：我们有没有细菌武器，这不重要；你没有细菌武器，对我们很重要。

日本也在协议上签了字。事情传回国内，微生物界和陆军部都对此议论纷纷：人家有没有咱不知道，这个咱是真的没有啊。石井四郎更是急的直跳脚：都需要协议来禁止了，说明这武器很有用啊！必须搞起来啊！

他如法炮制自己的知音兼老师小泉亲彦，准备出国考察，而且还是自费，为此把老家祖传的山林和田产卖了大半，把村里最富有的石井家折腾成了贫困户。石井四郎的母亲知道家里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依旧支持他为梦想买单。

石井四郎回国后，到东京四处游说，逢人就说细菌武器的重要性，特地加上自己在欧美留学的感触，忽悠大家说世界上所有列强都在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让对方感受到日本与西方国家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同时兜售自己那套战争理论，像日本这样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严重匮乏的国家，必须研制新式武器来应对未来的战争。

石井四郎都可以写一本《论细菌战》了。

他几次三番的游说是有效果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铃木率道（军政、军令都照顾到了）都成了他的粉丝。永田铁山对石井四郎提出的宏伟蓝图尤其赞赏，答应建立一个为细菌战服务的大型机构。

永田铁山是日本“统制派”的头头，天天想着削弱天皇权力，让日本实现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后来在年被拥护天皇亲政的“皇道派”暗杀。他死后，自己的一个学生披着老师的血衣发誓要报仇。石井四郎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立了一个永田铁山的胸像，表示自己的矢志不渝。

当年这个披着血衣的学生，就是后来的首相东条英机。

03

东三省

石井四郎心里期待着战争爆发，只有战争，自己才能名正言顺地研发细菌武器，才能名正言顺地验证细菌武器的实战效果。

此时在中国东北，关东军还在观望中。

2年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铲除了他们在东北布局的最大阻碍。

日俄战争后，日本赶走了在东北赖着不走的俄国，把辽东半岛改名叫“关东州”，开始驻军（这就是后来的关东军）。但日本人逐渐不再满足于早期那点港口特权，想继续往内地发展，比如修铁路、开矿、设厂、移民等等，这些得经过地方政府允许。

地方政府就是被称作东北虎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麾下50万东北军，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家大业也大（据说飞机都有多架，还有一艘准航母）。

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太极，说好的事回头就赖账，拖拖拉拉就是不让日本人得逞。他从白山黑水拉杆子占山头开始，一路走来，好事坏事都做尽，但心中是有民族大义的，充其量不想和日本人翻脸结仇而已。

不卖国，就是张作霖的底线。

但关东军等得不耐烦了。趁着北伐战争中奉系军队节节失利，日本人看张作霖处境越来越难，旧事重提，派人下了最后通牒。

我张作霖怕过谁，还跟我来硬的？我呸！

日本人不敢明着开战，真要打，关东军那1万多人还不够东北军塞牙缝的（想想那架飞机）。只能使用暗杀这种下三滥手段，而且不止搞过一次。最后一次暗杀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成功炸飞了张作霖的专列。为了下死手，还特地派人在附近盯着，准备补刀。

张作霖被赶来的部下救起时气息尚存，他躺在急往回赶的汽车上问部下：

“谁干的”？

部下回答是日本人。

“打……”

可以想象，以张作霖的土匪个性，如果当时能活下来，不灭了关东军肯定誓不罢休。

这有点像黑道之间的恩怨。你杀我小弟，要赔我生意；但你要杀我老大，那就有我没你了。

灭了关东军，就可能直接把日本在东北的布局打回到日俄战争以前。没有了东三省作为巨大的战略物资来源，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可能就不会发生，石井四郎这辈子喊破嗓子也就当个研究细菌战理论的学者。

可惜历史不会改写。张作霖最后说的那个“打”，我们敬他是条汉子。

关东军恐惧而又兴奋地等待着新的东北王来报杀父之仇。只要开打，就有理由说服国内再次大动员，将战争扩大化。

杀掉张作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成功让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而少帅张学良终究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威望和果敢。张学良以前也不是完全的窝囊废，只不过现在被鸦片和女人掏空了身体，加上父亲留下的辅政老帅们各怀心事，还有关东军的间谍始终在收买东北军内部的人，每天都有不同的意见在他耳边嗡嗡乱响，使张学良在军国大事面前迷失了判断力。

所以说，小时候没怎么吃过苦的人，长大后多半没什么出息。

张学良唯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始终没有同意日本唆使东北独立的要求，坚决不当傀儡，而且还耍了日本情报机关一把，意外宣布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归顺国民政府，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北易帜。

关东军见扶植东三省独立的设想彻底泡汤，终于挑准时机发起了进攻，张学良的战略误判和优柔寡断，使东北军未作抵抗就全线溃逃，东三省很快成了关东军的囊中之物，史称九一八事变。当然，这里面也有蒋校长的功劳。

04

哈尔滨

关东军没有忘记20多年前旅顺要塞的惨状，当时那层层叠叠的尸体成了传染病滋生的温床。整体伤亡算起来，竟然只有22%的士兵是战死，另外那些都是死于霍乱、伤寒、疟疾这类传染病。所以疫苗的研制成为当务之急，这项任务自然落在了石井四郎这样的军医们头上。

军队传染病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地水源问题。石井四郎在搞定疫苗之前，先解决了军队的饮水卫生。他改进的一种大型滤水机，可以在战场上给军队随时提供净水。陆军省批准了把这种滤水机作为关东军的军用野战滤水设备，石井四郎靠大量的军方订单从厂商那里拿了不少回扣。

光有钱还不够，石井四郎这种微生物专业出身的人，深知要研制出一种可以大规模接种的有效疫苗，按常规流程，从实验室阶段到临床试验，动辄就是10年以上的时间，期间光是各种审批文件就能累死个人。真要这样，等疫苗研制出来，战争估计早就结束了。

不过对石井四郎来说，疫苗多久能研制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疫苗研究的产业链，拿到他研制细菌武器的一切条件。

所以他是真的很赶时间。想要加快研究进度，就要避开国内的伦理审查和监督，而且搞细菌武器弄不好还会污染周边，基于此，这些事不可能在日本国内进行。所以他选择了中国东北，要越往北越好，去离日本最远的地方，而且要深入内陆，不能像港口城市那样人多眼杂，以便避开欧美间谍的视线。

最合适的地方，是哈尔滨。

这个时候他的恩师小泉亲彦已经当上了军医总监，位列国内军医榜首。小泉亲彦曾经帮石井四郎搞定了在东京的研究所，但在编制问题上，军医说了是不算的。

没有编制，石井四郎只能带着几个军校同学和老乡在哈尔滨背荫河区域像做贼一样活动，自己起了个“东乡大佐”的假名，团队则叫“东乡部队”。但他纯粹的事业心感动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后者帮他走通了陆军省的上层渠道（前面说过军务局的一把手永田铁山也是他的粉丝），把东乡部队升级成为正式部队，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还拨给了他万日元的工程款（那时的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万人民币）。

东乡部队正式挂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后来的部队。

44岁的石井四郎，即将翻开日本医学史上最肮脏的一页。

平房区是一块很低调的土地，坐落在哈尔滨市南25公里，这里是松嫩平原、长白山丘陵之末，“无山、少水、无矿产、七沟八梁多面坡”。这种低调正好符合石井四郎的要求，关东军把这块地皮划给了他。

四方楼遗址中间两栋即为关押战俘的楼房

部队的基地在他的掌控之下，几乎变成一个小规模的城镇。除了大型实验室、机场、马场，还建了机关宿舍、学校、浴场（日本人爱泡澡）、酒馆、邮局。

基地汇集了从国内来的各专业教授担任各课题的带头人，包括病理、解剖、伤寒、霍乱、冻伤、病毒、天花、结核，由于石井四郎毕业后这些年东奔西走没认真搞学问，所以在真正的学术界没什么号召力，这些都是他的导师清野谦次推荐来的学弟们。教授们听说要长期在中国东北工作，起初也不乐意，但看到远高于国内的研究资金后，也就很实诚地答应了。

靠着承包军队的净化水业务和石井四郎的上层关系，部队维持着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教授们的实验室也需要大量人手来从事打杂的工作，于是石井四郎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旗号，贴出“高薪诚聘海外劳务、长期有效”的告示，从日本国内招募刚毕业的小萌新，组成少年队加入部队（不是少先队）。

05

丸太

柄泽十三夫来到平房基地时，天空是黑色的。

柄泽十三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加入少年队的时候已经28岁，他的家人生育到第13个才盼到这个儿子。他打小学习刻苦，也是立志当医生，但因为实在太穷，只能报名当委培生，这样上医学院就能由陆军省资助，但毕业后必须参军。柄泽十三夫当了3年军医后，被派到了这里。

当时石井四郎和防疫给水部在陆军内部已经颇有名气（主要原因还是薪水高，能比国内工资高3倍以上），少年队员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过队长石井四郎的传奇。但部队的公开业务只是净水器的研制，核心工作则是保密的。

2个月的实习期过后，柄泽十三夫和队员们开始接触到核心业务，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

在黑龙江档案馆里，有一份关东军宪兵队扣留苏联间谍的报告。

由于长相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几乎无法区分，所以沙俄以及后来的苏联一直都有雇佣东北本地人做间谍的喜好。鲁迅在留学期间就曾在电影里看到给俄国人打工的中国间谍被枪毙。

哈尔滨的虎头村有个叫国恩章的人，祖籍山东，后来和老乡去苏联干装修，期间被发展成为苏联谍报员（比干装修挣得多），专门刺探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军情，靠卖情报发了小财。国恩章这种缺乏反侦察技能的业余间谍很快被宪兵队抓获。宪兵队的人把国恩章的家底摸了个一清二楚，判定连审讯的必要都没有，毕竟这种谍报员一旦被抓，立即就会被上线抛弃。于是宪兵队按照内部规定，报批进行“特别输送”。

特别输送，就是把国恩章送到宪兵队指定秘密地点，然后等部队来提人。这之后他的命数可想而知。特别输送是石井四郎和关东军司令在内的一众高层策划的，宪兵队可以把他们认定的重犯不经过法庭审判，秘密交给部队。“所谓的谍报工作者，将处以死刑的；没有家属、亲戚或其家属、亲戚很少者；没有同案关系者；将来不能利用者。甚至把无辜平民、流浪少年也随便抓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陈列馆）。

这些送到部队的试验对象，叫“丸太”，也就是音译“马路大”（maruta），意思是“原木”，计量单位用“根”，说明他们已经不把这些人当人看了。

“特别输送”档案

在任何一个搜索网页里输入部位，我们都能看到对这群恶魔罪行的揭露。在哈尔滨的基地以及野外的安达试验场，共有0多人死于各种形式的人体试验，有的是实验室内直接染病，用来观察各类细菌、病毒的毒力；有的是绑在野外、按不同距离排列，测试细菌炸弹的威力；冻伤试验则是为了以后在西伯利亚和苏联打仗准备的，主要检测重度冻伤后的手脚需要多少度的热水来解冻。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纯粹用来满足好奇心的虐杀，其中包括真空试验，眼看着受试者在真空设备中体腔膨胀而死。染病后的试验对象，“为了避免死亡后被杂菌污染”，都是尽快进行活体解剖，掌握各器官组织的病理资料，也为了制作毒性更强的病原体。

部队的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在历史书中接受的教育。街上随便挑一个上过学的同胞采访，他未必知道石井四郎，但他一定知道部队。

细菌炸弹野外试验示意图

柄泽十三夫不是与生俱来的恶魔，他本来是一个为了学医而不得不参军的穷苦子弟。但在部队里不断的洗脑教育下，以及教授和同行们的群体效应影响下，他在参与这些试验的过程中也开始放下了自己的良知。和其他人一样，柄泽十三夫认为自己也不过是服从命令而已。无论是哪个名校毕业的精英学生，只要在部队呆上半年，就会判若两人。

在研制细菌武器的战争目的庇护下，那些绝望的哭喊、痛苦的呻吟和挣扎的肢体，如同动物一样被观赏、记录。

帮助教授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试验对象的残肢统一送去焚化炉处理。

回宿舍的路上，柄泽十三夫看到的天空是黑色的。

06

败局

尽管石井四郎费尽心机，但他所谓的细菌武器，始终没有达到军方希望的大规模杀伤效果。在中国各地的战事中，年的浙江宁波、年的湖南常德都有日军散播鼠疫杆菌造成伤亡的记录，但却没有对战局产生影响。有一次甚至发生了因为日本军队过早进入疫区，导致己方一千多人染病的乌龙事件。当时的中国卫生署负责人金宝善博士向华盛顿控诉日本的行径，但美方不以为然，说日本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拥有细菌武器。国家积弱，平民只能横遭人祸，可以想象金博士作为卫生部长的悲愤与无力。

但美国很快就打了自己的脸。

美国本来只想在中日之间的战争中两边通吃，对中国提供支援（武器出口）的同时，还对日本出口石油。日本突袭珍珠港是因为此前美国翻脸对日本石油禁运，石油禁运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场吃紧只能向东南亚扩张，日本的扩张威胁到了英美在亚太的布局。

所以哪有什么正义可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打的永远是利益。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军方就开始对日本的意图提起警惕。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也开始认真阅读面前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人提交的。报告里提到2年前，一个叫内藤良一的日本人，自称是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副教授，来到这里请求带一点黄热病病毒菌株回去研究。

内藤良一是石井四郎的军校同学，也是清野谦次推荐加入部队的，但他从心底看不起石井四郎。他入职军校时更年轻、比石井四郎更优秀（石井四郎考医学院复习了3年，他只用了1年），而且在他看来，石井四郎骄傲自大，个性冲动，不是一个理想的领导者。虽然石井四郎把内藤良一看作心腹，而且东京的研究室、哈尔滨的基地都交给他打理，但内藤良一有自己的算盘。来美国要菌株这事，就是他自己的安排。

黄热病在非洲和南美多见，轻症患者一般发几天烧就可自愈，但病情重的人会很快出现肝、肾、心功能衰竭而死。内藤良一想要的就是毒性最猛的那一种。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人又不是傻子，日本根本没有黄热病，他们要病毒干什么？两种可能：1、带回去研制疫苗；2、把病毒改造成生物武器。

显然第二种的猜测更符合大家对日本人的了解。

内藤良一终究没有拿到黄热病菌株，但此前一直不相信日本会发展细菌武器的美国军方态度则转了度。罗斯福总统特批建立美国自己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坐标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基地的规模不小，已经赶上同期研制原子弹的竞争对手——曼哈顿计划。自此，联邦调查局和战略情报局开始大量搜集有关日军细菌战的情报。相比之下，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从年就开始行动了，美国落后了至少10年。

和美国开战后，日本的战场布局开始力不从心了。陆军部命令石井四郎立即着手制定针对太平洋战场的细菌武器计划，大批的关东军和部队成员也不断被抽调加入南部战场，但细菌武器付诸实战的进程远远赶不上战局的变化，美军从太平洋逐步逼进日本本土，与此同时，北方的红色苏联已经也开始有所行动。

对部队的人来说，年的8月9日这天战争就结束了。距离广岛原子弹爆炸已经过去了3天，苏联突然对日宣战，万苏联红军和辆坦克越过边境席卷而来。关东军想都没想过有朝一日真的会与苏军正面决战，反应迟钝得很。在钢铁洪流的实力碾压面前，什么策略、什么权谋、什么细菌武器统统都是徒劳的。

关东军高层最纠结的，是部队的秘密一旦让苏联获取，根据《日内瓦协议》，细菌武器和人体实验的罪名就会坐实，到时候从天皇到他们这些高层官员谁都别想脱身。

石井四郎收到命令，部队就地解散，部队成员尽早返回本土，高层军医乘飞机撤离，其余部下分批乘专列离开，基地的所有设施与资料直接销毁。

石井四郎安排了工兵爆破，却没有真正下令销毁所有证据，让自己的助手把研究资料悄悄运回了日本。

仍被关押在基地内的中国人，等来的是杀人灭口的结局。尸体焚烧后的骨灰与动物的残骸混在一起，投入了松花江。

部队基地遗址

大火映照着哈尔滨红色的夜空，部队余下成员如丧家之犬。临走之前，石井四郎已经对他们下了封口令，“谁说出这里的秘密，就杀他全家”。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及时撤离，当时奉命驻扎在北部边境的分部军医们就被石井四郎遗弃了。他们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却等来了苏联红军。这些军医里就包括柄泽十三夫，和他一同被扣押的还有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一众高官，等待他们的是西伯利亚的极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