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了相关阁僚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日本国内民众在首相官邸组织了抗议的集会。国际社会，中国和韩国这两个日本的邻国，对日本的这一决定普遍表达了强烈谴责。但欧盟沉默了，五眼联盟沉默了，作为“世界灯塔”的美国竟然对日本政府表示了支持。

根据德国海洋研究机构的判断，核废水一经排放，只需要57天便可以通过洋流污染大半个太平洋，最后，会通过太平洋的洋流循环，污染整个太平洋。

太平洋虽然足够大，但是经不住核废水中放射性物质那动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半衰期。这就意味着，核废水并不能像普通的工业废水那样被海洋稀释，净化，而是会长期辐射、污染海洋中的动植物，再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的健康。

未来，人类的DNA是否会因此被改变？癌变、畸形、残疾的基因是否永远伴随人类？我们不得而知。

政府一意孤行，民众聚集抗议，这一幕在日本的历史中已经上演了无数次了。如果你熟悉日本的历史，就一定会知道：指望日本政府幡然悔悟，迸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拾起一个政府该有的担当和责任是不可能的。同样，指望日本民众能像西方的公民一样，站出来叉腰骂那些政客，逼他们就范，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向太平洋中排毒，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日本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奇怪的病症

年，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在日本水俣湾附近的渔村中，被称为“猫舞蹈症”。一些猫不知道患上了何种疾病，会出现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的现象，甚至还有很多猫会摇摇晃晃地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

据统计，仅仅一个仅仅户的小渔村——茂道村，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多只猫得此怪症死亡。就在渔民们担心附近的猫因为中了什么“诅咒”而死绝时，年，这种怪病开始在人的身上出现了。

患者出现的症状与猫一样，先是走路困难，摇摇晃晃，然后是双手颤抖，握不住筷子，继而无法说话，吞咽困难，最后抽搐、发疯，严重者会死亡。

后来，这种出现在水俣湾附近的疾病，被称为“水俣病”。

人们根据最初发病的人群总结出规律，得出结论：这种怪病来自于海里的鱼。因为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最底层的渔民，因为他们吃的鱼最多，这也是为何猫会最先患病的原因。

那时候，稍微有些脑子的人，就会推断出这个病跟工厂排放的废水有关系。但是，不管是熊本县派来的专家，还是当地的政府，都没有及时揪出造成这个疾病的真凶。

更可悲的是，当地的居民开始自发地对患者进行公开的歧视。病人走在街上被人谩骂，买东西时杂货店老板只让他们把钱放在筐里，虽然，这个病早就被确定不能传染。

痛苦的水俣病患者决心发起维权，而他们维权的对象就是当地的巨型企业——窒素株式会社。

权力巨大的工厂

话说，水俣湾本来最早只有一些制盐的企业。但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了筹集与俄国打仗的资金，就垄断了盐业，水俣的盐业就被叫停了。

年，一个叫野口遵的人在水俣买下了废弃的制盐厂，改造成为了化工厂，成立了窒素株式会社。野口从德国买来了制氮的专利，生产氮肥。

从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窒素株式会社生产的硫酸铵产量暴增，不仅垄断了日本市场，更是占领了东南亚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窒素株式会社又成为了日本最大的炸药生产商，可谓是用数亿人的生命为代价，赚得盆满钵满。

到二战结束时，窒素株式会社已经成为日本的四大财阀。随着窒素株式会社的扩张，水俣也从最初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了镇，最后在年升级为市。人口也在短短的四十多年间从千人，到了几万人。

可以说，水俣就像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很多城市一样，是围绕着一个巨型工厂建的城。窒素株式会社为水俣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税收，超过30%的就业，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或者亲戚在窒素上班。所以，窒素株式会社的会议室，就是水俣市权力的中心；窒素的厂长，就是水俣市权力最大的人。

比如，二战时期窒素化工厂的厂长桥本彦七，就成就在到年的二十年间，四度出任水俣市长，在任时间长达16年。

水俣病是怎么来的？

水俣病跟窒素株式会社的化工厂又有什么关系呢？

年，桥本彦七发明了一种新技术——以硫酸汞作为催化剂，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把乙炔变成乙醛。很快，桥本的这个新工艺就在水俣的工厂得到了采用。

年，窒素工厂的产年乙醛就达到了吨；年，产量又翻了五倍，达到吨，占当时日本乙醛总产量的39％。

然而，由于在乙炔变成乙醛的这个过程使用了大量的硫酸汞，化学反应后就产生了大量含汞的废水。当时，或许没有人意识到汞的危害，更或许是意识到汞的危害的人觉得这些废水不会危害到自己，更或许，经济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在乎的东西。

于是，大量含有汞的工业废水就被直接排放到水俣湾的海里去了。

现在咱们看到这儿，立即就知道这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但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知道的也没人在意。

那么，窒素工厂朝海里排了多少汞呢？准确的数据早就被窒素公司给销毁了，已经不可能得到了。年，在被起诉的期间，窒素公司还试图向法庭撒谎。最后，在法庭一再加大的压力下，窒素公司报出来的数据是81.5万吨，但是日本通产省的估计则是.4万吨，而民间机构的估计却是一个更大的数字——万吨。总之，差距非常巨大。

但是无论窒素公司如何进行狡辩，有一个细节，足以说明当时的污染有多严重。就是窒素公司在排放废水一些年后，竟然偷偷地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专门挖排放废水处的海底淤泥，用来提炼回收汞。

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窒素公司为何这样做？因为淤泥里的汞含量足足有ppm，比开采的汞矿的含量都要高出一倍。生产——回收——再利用，窒素公司无意间打造了一个商业闭环。

要知道，汞可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淤泥中等着你回收，它会随着海藻、贝类、鱼……这个食物链逐级聚集。海产品里的汞含量有多吓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汞的不断排放，水俣的捕鱼量无可避免地出现了直线的下降。以－年的产量为基准，到了年，短短四年间就跌到了基准产量的9％。

那你可能要问了，不是年就开始生产了吗？为什么捕鱼量是20年后才急剧下降的呢？

因为催化剂是硫酸汞，属于无机汞，问题其实并不大。只有“有机汞”才会被鱼和贝类吸收。而恰恰是在年，窒素的工厂改进了一道生产工艺，就是用硝酸替代了之前的氧化锰，有机汞随之而大量产生。

捕鱼量的下降，让处于水俣市最底层的渔民们不但患上了水俣病，在经济上他们也是损失惨重。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找窒素株式会社维权。

然而，另渔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铁一般的实事面前（废水导致渔业减产和水俣病），市政府竟然装聋作哑，他们也遭到社会的各种歧视，让他们“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为何水俣病患者会遭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

为何水俣病患者会遭受到如此的对待？

因为在水俣，窒素工厂太强大了。窒素在这里设厂之前，这里只有少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分层。但是工厂来了之后，工厂的层级变成了水俣社会的层级，层级之间的不平等非常之严重。

管理层属于权力的顶端，然后是工程师、白领，而后是蓝领管理者和普通蓝领。工厂上班的人在收入上又与当地平民有很大差别，而渔民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现在的情况是，处于最底层的渔民，竟然要控告窒素工厂这个水俣整个城市的大恩主。如果，窒素工厂的利益受损，水俣整个城市的利益就会受损，这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

所以，虽然渔民得了水俣病，他们的捕鱼量也下降了90％，渔民这个社群普遍陷入贫困，但是在水俣的其他市民看来，这些渔民也只能默默忍受。

渔民的身体和经济利益被损害，然后，他们的遭遇就成了被人们进一步侮辱的原因和理由。更残酷残酷是，损害是他们的是外面来的窒素工厂，而侮辱却来自于自己的邻居和同伴。一个受害者越是无辜，外界加在他身上的侮辱就越是严重。因为，群众们总是倾向于高声宣判倒霉蛋活该、生病者有罪，以此来逃避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承担不起的良心拷问。

水俣病患者被歧视的背后，民众们，尤其是指望窒素工厂开工资的人们，对于将自己的罪责感和憎恶感转嫁给底层渔民有着强烈的需求。

水俣病患者身处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被其他人歧视，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也感到羞愧，很多人宁愿默默地死在家中，也不愿意走出家门。

所以，可想而知，刚开始与工厂斗争的时候，水俣病患者这个群体根本就无法充当主角。主角是谁呢？是水俣市渔业协会。

日本政府能为民做主吗？

年8月初，由于渔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水俣市渔业协会上书市政府开始寻求帮助。市政府虽口头答应了会调查，但却无限期拖延，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都不做。

最后，走投无路的名渔民和鱼贩子在市里组织了游行，冲进窒素工厂，打碎了办公室玻璃。

事情闹大之后，窒素公司同意与渔业协会谈判。

渔民要求赔一亿日元，而窒素公司只肯赔出0万。双方分歧太大，谈不拢，然后就又是冲工厂、砸玻璃这一套。这一次，渔民们决心把事态扩大，他们在工厂大门口搭起帐篷，不许公司高层离开。

闹到这个地步，熊本县的知事马上命令水俣市市长必须出面调停，政府这才不情不愿地介入进来。

一边是穷困潦倒的渔民，另一边则是为水俣市贡献超过一半税收的巨型工厂，政府的屁股坐哪边可想而知。

最后，政府调停的结果是：窒素公司一次性赔偿给水俣渔业协会万日元，并拿出万日元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帮助恢复渔业生产。另外，公司每年还要付渔业协会万日元。这些钱分到人头上，人均才日元。政府不仅没有要求马上停止排污，调查病因，也没有明确对水俣病患者的赔偿。

后来，水俣病慢慢的在整个熊本县蔓延，熊本县渔业联盟也开始找窒素工厂谈判，要求工厂停工、停止排放废水，不安装污水处理设备不准开工。还要求政府查明病因，让窒素工厂对确诊患者进行赔偿。

熊本县渔业协会不仅大闹窒素工厂，还闹到了东京去了。这下，日本国会就坐不住了，于是派16名议员和官员组成的调查团来水俣了解情况。

而示威者们呢？他们面对自己的代表，面对自己的公仆，恭敬地摘下了自己头巾，并收起标语，脸上闪烁着幸福的泪花。渔民拿出了请愿书，开头是：“我们一直把您当成整个民族的父母……”

日本的“父母官”们，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子民的呢？

最终，熊本县渔业协议的渔民得到了万日元的赔偿。但是，这赔偿费要扣掉0万日元，作为两次暴力冲击窒素公司造成的损失。

这么算下来，熊本渔业协会实得万日元。虽然，在数额上比水俣渔业协会多出了万日元，但是熊本县渔业联盟人也比水俣的多，均分到每个家庭成员头上，只有水俣渔业协会人均的7％。

面对渔民们“调查水俣病病因”的诉求，政府开始拖延。其实，熊本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们很早就提出，这可能与汞中毒有关。但是，窒素公司对调查取样设置重重障碍，不许熊本大学的专家们进入工厂取样。当时的水俣市长桥本彦七甚至说，一定是前一阵子刮的那场台风，把杀虫剂刮到海里去了。

结果，关于水俣病致病原因的调查，整整被拖了12年。从年开始出现水俣病患者，直到年政府才正式宣布有机汞是水俣病的致病原因。

而在这12年间，窒素工厂仍然源源不断地向水俣湾排污。而日本医学界和民间机构对水俣病的研究经费，竟然都是来自于美国。那时候，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年代，你研究啥都可以，日本政府都会拨款；但只要你说你要研究水俣病，日本政府绝不会给钱。

水俣市政府偏向窒素公司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日本政府也这么偏向窒素公司呢？

因为年，熊本县渔业协会将窒素公司告到东京的时候，日本通产省大臣是池田勇人。后来，池田勇人在年－年间出任了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施政方针就一条：一切以搞经济为重。

当时，窒素公司在日本化工业举足轻重。所以，厚生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根据熊本大学的意见准备发个报告的时候，池田严厉地斥责了厚生省，说现在就认定是汞中毒为时过早。不仅如此，池田勇人还下指令说，绝不允许工厂的生产受损。

就是这样，厚生省在压力之下，竟然销毁了报告。导致了水俣病在随后12年间的继续蔓延，祸害惨烈。

事故还是谋杀？

窒素工厂到底知不知道有机汞是水俣病的致病原因呢？

大家不用猜了，因为我们很清楚日本政客和资本家的品行。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年，窒素工厂里就有人知道废水里含有甲基汞，但是公司封锁了这条消息。

除此之外，医院的细川院长曾经在癌症晚期时开口作证，说早在年，他就用工厂各处的废水喂猫，证实了废水是水俣病的原因。但是在工厂的压力下，细川保持了沉默。

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利益而隐瞒致病原因，让无数人受害，这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为啥说日本人是一种奇特的人种呢，对于细川的罪行，水俣病的患者们竟然并不怨恨，反而很尊敬他，说他承认此事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

年，在熊本县渔业协会达成协议后，窒素公司根据协议要求，安装了一套废水净化设备。启动仪式上，窒素株式会社的社长和当时水俣市的市长还当众喝了一杯从净水设备里回收来的水。

很感动吧？前两天日本首相菅义伟也差点儿喝核废水，最终还是没喝。要我说，菅义伟应该跟上面那两位学学。没错，窒素工厂事先并没有向管道内倒废水。社长和市长喝回收水只是个表演，却蒙住了市长和广大市民。

年，当新瀉也出现了水俣病后。新瀉的患者起诉了当地的工厂昭和电工。昭和电工的总经理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说，当年他曾经向窒素公司询问过关于净水设备的情况，窒素公司也坦言相告：净水设备只是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对于去除汞毫无作用。

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水俣病不是一件排泄污水造成的事故，而是人为的谋杀。而谋杀渔民的正是窒素株式会社和日本政府。

窒素公司之所以在明知道污水中含有有机汞的情况下，还敢往海中排放污水，正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水俣政府，甚至是日本中央内阁政府的支持。正是以池田勇人为代表的日本人民的“父母官”，为了追求“十年收入倍增”的政绩，将处于社会底层的渔民牺牲掉了。

结语

荷马说：“每当专制降临，宙斯便取走人性的一半”。日本虽然号称搬来了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但实际上只是弄个壳子而已。以致于直到今天，日本政府都没把它的公民当人，日本的政客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意义的人。

上世纪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窒素工厂排放的有机汞而得了水俣病？到今天。这也还是个谜，因为当时疾病的认定是由政府指定的委员会来进行的，而这个认定标准太苛刻了，导致很多病人没有被承认。

因为害怕受到歧视，很多病人选择躲在家里，直至默默地死去。后来有医院病历去患者家中回访，很多人竟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当时得的就是水俣病。

二战之后，日本虽然搬来了民主宪政体制，表面上宪法、定期选举、责任政府、媒体自由，日本样样不少。但是一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真正执行的还是“体制”的那一套，政治上由几个大财阀组成的利益集团说了算。

而日本的民众呢，他们虽自称日本公民，但实际上还是以传统天皇-幕府时期的臣民自居。

公民与臣民有何区别？

所谓臣民，就是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用臣服换取统治者的保护。

臣民遇到不公平怎么办呢？他们往往会找强权为自己做主，见到官员先往地上一跪咚咚咚磕响头，恳请父母官为小民做主。父母官不肯做主就撒泼打滚摔锅砸碗，大家都别过了。然后，中央就来了更大的官。朝廷大官来了之后呢？还是咚咚咚磕响头，声明自己忠于天皇。

也就是说，臣民社会虽然经常发生微观层面的小骚动，但是这种骚动并不是老百姓对用臣服换保护这个模式的否定，恰恰相反，这反而是老百姓通过主动加大筹码对这个模式的强化。

而公民呢，是觉得自己也是这个国家当家的一份子，有权参与统治的意思。

但是正如法国哲学家冈奎莱姆所说，“一个概念的使用过程，也就是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混乱的过程”。

今天，只要一个人有投票权，那他就是公民。因为不管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统治者都是自己选出来的，让他们代表自己去统治这个国家。

当然，公民还意味着你的选票一经投出，就要对民主程序认账，不能有个啥政策不对自己脾气就掀桌子。表达不满的渠道，应该限定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而且，公民还要时刻对权力警惕，要保持对权力的不信任和不服从的意识，亲身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再看日本，社会的公民意识依然淡泊。作为公民，必须要承担与权利相对等的责任和义务。面对日本政府不顾日本公民的健康，不顾作为人类一份子的道义，作为日本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孔子说“当仁不让”，说的就是这份责任和勇气。

然而，面对日本政府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的决定，虽然有少数日本公民走上街头抗议，但实质上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日本所谓的民主是虚假的，政府不会在乎公民的抗议。

而且，相比于西方社会，日本的公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消极性和疏离性，因为他们已经默认日本政府是无能的、靠不住的。与其对政府问责，不如自己组织起来解决问题。

正如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上万日本国民一声不吭收拾行囊，作为志愿者奔赴一线提供服务。本次日本政府公布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后，日本互联网上竟然有人主张用每个日本人都喝点儿来解决。

这就好比东家看见地脏了，西方的公民掐着腰骂伙计（政客），而日本的公民却是拿起扫帚自己就扫了。

这就是日本的政治，这就是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一个从上到下，只有强烈的耻辱感，但却缺乏责任感的国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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